（通讯员：白一婷）我院“中外文学经典导读”第二讲于8月6日晚7:00如期举行。本次讲座以“天下言文者出太史公——《史记》导读”为主题，由我院副研究员、古代文学博士刘彦青讲授，杨晓斌教授主持。

  刘老师首先以“天下言文者出太史公”的提法出发，介绍了《史记》对中国文学不同文体的深刻影响，肯定了《史记》的文学与史学地位。其后重点讲述了《史记》的成书背景，从三个方面切入，首先《春秋》学背景下司马氏父子的文化担当。《春秋》为后世立法，是战国秦汉间的文化认同。从文化方面来看，《春秋》承担了传承文化正统的任务。从政治方面来看，《春秋》承担了《诗》的文化地位，使王道政治得以延续。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汉代形成了以《春秋》为政的政治共识。孔子作《春秋》，为汉人立法，是汉代以经学治国的一项重要内容。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正是在《春秋》学产生深刻影响，汉武帝以《春秋》为政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下开始创作《史记》。正因为如此，《史记》不论在撰写目的，还是撰写方式上都深受《春秋》的影响。司马迁评价孔子作《春秋》是“拨乱世反之正”，而“为后世立法”正是司马迁继承孔子作《春秋》而来的文化遗产，他要作一部新时期的《春秋》，在其中固然存在着对时代的赞誉，但更多的则是一种刺讥与批判，而终极的目的也如孔子作《春秋》一样，“俟后世圣人君子”借鉴于此，创造一个理想的社会。可见《史记》不只是史书，它又是有经学的价值，在司马迁内心是将它类比为《春秋》进行创造的。第二方面，在史记放绝背景下，司马氏父子赓续祖业。司马氏父子撰写史书，不仅仅是出于职责本分，更是因为传承社会历史文化的历史责任感和文化自觉意识。当时史官地位卑微，但是史官职责中的——“究天人之际”却日渐显得十分重要。随着中央一统政权的建立，天人宇宙秩序的构建不仅是思想领域，也是政治领域的一种必要。到汉代中期，面对朝野改制的呼声，在天人关系中为改制寻找理论依据，也成为时代的一种要求。尽管这一时期对天人关系的探讨并非太史公的专权，但身为太史公的司马氏父子却从先祖世掌天官的家学传统出发，自觉参与到了汉代天人关系的建构中。另外，面对秦代以来“文略不录”的史籍面貌，汉代太史公的职位虽无论载史文的职责，但是司马氏父子从遥远的祖辈那里寻找到自己论载史文的文化责任，创作史书弥补了“获麟”到“当代”历史空白。司马氏父子无疑承担起了记录历史、传承文化的重任。最后是整合诸子之学，汇成司马氏父子一家之言。汉初文士为提出更好的治国方略，纷纷阐述自家学说，同时吸收别家精华，司马氏父子顺应了这一自觉的文化趋势，为汉代及后世治国方略做出了卓越贡献。

  刘老师接下来系统介绍了《史记》的体例和宗旨，分别介绍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的特点和宗旨，并分析了五体之间的关系。本纪是《史记》系统的最高层次，与世家、列传构成纵向系统。表与本纪、世家、列传构成网状系统，而书与本纪、世家、列传构成立体多维系统。《史记》五体密切配合，达到了“体圆用神”的效果。

  最后，刘老师还提出了几种《史记》的阅读方法。刘老师借用明清之际评点家金圣叹的话，对同学们提出建议：只看人物事迹，忽略文法的阅读方式是没有意义的。他提倡梁启超先生提出的方法，即先从《太史公自序》与《报任安书》出发，了解《史记》的成书背景、作者的经历与全书大概，再阅读古代史部著作对《史记》的论述，以明确《史记》在史学界的价值所在。针对中文系“研究文章技术为目的”，还可以专门选择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章深入阅读。而阅读中最重要的是要像司马迁读孔子著作时那样——“想见其为人”，要走进书中，走进作者的内心，与作者对话。

  本次讲座明确了《史记》的成书背景，从多层次、多维度为同学们提供了清晰的阅读线索，也帮助同学们找到正确的阅读方式。同学们好评如潮，纷纷表示获益匪浅，也对司马氏父子所表现出的文化担当而感到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