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郭瑶洁）2022年4月16日下午15:00-17:00，我院以“交流·发展”为主题的文学文化系列讲座第五讲“西班牙汉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于云端顺利开讲，百余名听众在线参与。讲座由西班牙马德里大学文MK SPORTS东亚研究系教师罗慧玲主讲，我院王晓鹃教授主持、周淑萍教授评议。

  讲座伊始，王晓鹃教授对主讲人进行了简要介绍：罗慧玲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与西语国家关系史、海外汉学研究及汉西翻译等，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化在西语国家的译介与传播工作，在长期的学习中对西班牙汉学形成了独到的见解。

  罗慧玲教授以时间为序，对450年来西班牙汉学诞生、发展、繁荣、衰落、复苏几个阶段进行了概括，介绍了其阶段性发展的表现以及原因，回顾了西班牙从“传教士汉学”向“新汉学”研究的转变过程。

  首先提到的是“东方传教的烈士”——16世纪的方济各·沙勿略，这位出身望族的“教皇特使”为了完成向日本传教的目标，希望中国首先对基督教产生兴趣。虽然他终其一生也没能进入中国的内地，但是他提出的“适应策略”却为后来人指明了方向。

  在16-17世纪西班牙汉学研究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像马丁·德·拉达、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高母羡和庞迪我这样的传教士，他们或收集有关中国的二手资料、或亲自来到中国走访、或将中文书译成西班牙语，或寻找儒家学说和基督教义之间的契合点。尽管了解、介绍中国的方法和目的不同，但是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与西班牙的交流。同时还出现了针对中国祭祖、拜孔的“礼仪之争”，虽然黎玉范和利安反对祭祖和参拜孔子，但是二人的汉学研究也标志着西班牙汉学的进一步深化。另外，还有西班牙汉学研究的“一代宗师”闵明我。西班牙汉学至此也达到了18世纪之前的顶峰。

  进入18世纪，由于西班牙国力衰退等外部环境的影响，西班牙汉学进入了停滞和衰退期，出现了一些具有传教士特色的语言类著作，该类作品创作的推动力也由早期的政治和文化因素转向了教育和传教的需要。这一时期传教士写下的中文著作为地方性方言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20世纪初，汉学研究出现了复苏，尤其表现在中国典籍研究和翻译方面。此时文化交流渐渐走上舞台，翻译中国的作品也不再单纯以宣教为目的，出现了由传教士汉学向专业汉学的转变。《道德经》《诗经》先后被译成西语，包括安东尼奥·多明格斯的《辩证教真传实录》在内的一系列著作都对中西文化的交流发展大有裨益。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西班牙出现了一种“新汉学”，也称“中国学”。这种汉学与以往的传教士汉学有许多差别，其将考察中国社会经济作为主要组成部分，融合了当代中国与古代中国研究、哲学与政治研究、经济与社会研究等诸多领域。罗教授介绍了马康淑、马若兰、雷林克等当代西方女性汉学家与西班牙大学里的中国研究，表示西班牙“新汉学”是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稳固的学术体系。

  除了每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之外，罗慧玲教授还着重强调了中国与西班牙在外交方面的发展。早在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时，西班牙就已经显露出与新中国建交的意愿。1973年3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建交之后，中西关系持续友好发展，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有许多联系。与此同时，罗教授也提出了西班牙“中国学”在当代的发展是中国崛起的海外文化反应、研究时期有待继续发展、当务之急是语言能力的提高、“理解中国”成为了极为重要的问题等一系列反思。

  讲座结束后，周淑萍教授进行评议。周教授指出，罗慧玲教授的讲座条理清晰、内容丰富、主旨鲜明，罗教授在中国与西班牙交流发展的过程中起着文化传播者的作用。她把中国介绍给西班牙，又把西班牙介绍到中国，在短短两个小时里讲述了西班牙汉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阐明了西班牙汉学家们对中国文化认识的视角和途径。如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已得到世界上大多数人认同，各个地区的文化都有价值、有特色，我们要了解异质文明就必须要有学者在中间发挥沟通与交流的作用，只有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相互学习借鉴，才能明确在不同时代文化背景中应当如何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

  答疑环节中，罗慧玲教授对新汉学出现的原因、西班牙汉学的研究前景以及西班牙汉学研究在国际汉学研究中的地位和研究的重点领域进行了介绍。她表示尽管当前西班牙汉学的研究不如法国、德国等国家，但是却有着“西班牙+拉美”的巨大潜力。由于汉学家们对中国的文化与哲学思想有着强烈的向往，所以以往和当前的西班牙汉学研究对古代和历史的研究占比很大。在新的发展阶段中提升语言能力是继续发展的要求之一，西班牙汉学家们有着极高的学术造诣，但是语言上却稍逊一筹，不借助第三种语言、更直接、更好的译本对中西文明互鉴将会有积极意义。